来折抵,他们也交不出来啊。
而且先秦之时,也就是商鞅之前,没有如此成法。当时一旦农闲,乡间小民以豪强宗族为依托,为了争夺水源也好,别的什么也好,经常私斗。这也是太史公在商君列传里明明白白记载过的。
每年两个月非服徭役不可,也是避免百姓农闲时精力太多滋生事端,可不仅仅有稳定税赋的好处,还利于地方的安定治理。”
鲁肃一番话,非常稳妥,把历史脉络前因后果、前人的经验教训,都盘点了一番。
连刘备听了,都觉得头头是道。
要不是对面是诸葛兄弟,让他觉得肯定有解法,刘备几乎都要赞赏鲁肃的老成持重了。
不过,既然知道对面是诸葛兄弟,刘备又岂会急着下结论?他都不用开口,只是眼神扫视诸葛兄弟那边。
诸葛瑾意识到了主公的垂询,就温文尔雅地开口辩析:“子敬所言,颇合人性。对古今利弊变革的理解,也算是传承有序、鞭辟入里。
不过,此一时,彼一时也。如今距离当初制定‘百姓农闲非服徭役不可’的古法思想,已经过去四五百年。当时天下‘重农抑商’,百姓稀少,朝廷要教化引导百姓,都注重本业,除了种田之外,没什么别的可干,到了农闲时,不服徭役自然容易多有事端。
但先秦时,天下人口不过千余万,汉初高皇帝之时,人口最少时不过七八百万。但到了先汉末年,人口已过四千万,富者田连阡陌、贫者无立锥之地。本朝桓灵之时,人口也一度到了五千万。
地广人稀之时,只要百姓想种田,就能种更多的田。朝廷要扩张钱粮,自然要让更多人专注耕作,所以钱粮徭役都必须定死,不许互相折抵。
但到了人多地少之世,百姓就算想敞开了种田,也没有足够的无主荒地供他们开垦了。这种时候,让一部分人口可以专注于改行做别的,对朝廷又能有什么损害?
哪怕是平时要种田的百姓,只要在一个工商相对宽松的环境下生活,到了农闲时,他们也可以做点别的零工,只要他们擅长做的事情,所得比服徭役的抵扣钱多,那他们就可以多条活路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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